生育率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深度影响中国经济0过滤减压器

生育率、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深度影响中国经济

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今后的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

下一步，应当持续关注人口增长变化情况，积极应对人口发展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挑战。

备受关注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昨日出炉。3个关键数据——生育率、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都出现了变化，这些变化未来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关键数据：1.3

人口增速放缓

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

10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是，人口总量增速放缓。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上一个1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0.04个百分点。这表明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昨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今后的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

过去10年，我国先后实施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计划生育政策。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

到2018年，随着二孩效应逐步减弱，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19年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人，2020年进一步下滑至1200万人。

宁吉喆还透露，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我们应当认识到，低生育水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他说。

总和生育率就是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通常情况下，总和生育率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保证整体人口水平相对稳定。这一数值低于1.5则意味着跌破警戒线。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研究室副主任冯煦明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生育主力是90后和00后，其人数比70后80后明显更少，这意味着如果不出台有力的生育支持政策的话，未来10年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出生人口数下降压力。”

低生育率可以扭转吗？

宁吉喆指出，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该如何应对？多位专家都建议，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降低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宁吉喆提到，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

关键数据：8.8亿人

劳动力人口资源充沛

“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普查数据显示，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与2010年相比，占比下降6.79个百分点。其中，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

15至59岁的人口被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达到峰值9.22亿人，之后增量由正转负，总量进入减少阶段。人社部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减少3500万人。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人口红利”。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红利”还在吗？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昨日在发布会上强调，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大，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有8.8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

从普查数据来看，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75年，比2010年的9.67年提高了1.08年。此外，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已经接近2.2亿人，每年有800万大学毕业生，他们对产业升级和“人才红利”将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在民生证券宏观分析师看来，“人才红利”将能支撑未来几十年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国完全可以凭借世界上最庞大的理工科人才储备，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

关键数据：13.5%

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人口老龄化加剧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比重分别上升了5.44和4.63个百分点。

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表示，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如果一个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表明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13.5%的数字意味着我国距离“中度老龄化”已是近在咫尺。

部分省份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有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辽宁和重庆的比重更超过17%。

我国是当今世界老年人数最多的国家，“十四五”期间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阶段，这样的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影响深远。

付一夫认为，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形势的日益严峻，都会深刻改变经济资源配置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公共设施与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

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看来，“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结果是使得社保基金收支矛盾进一步显现。”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曾发文称，作为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的最大挑战是人均养老资源不足。即使在发达国家，深度老龄化也造成养老负担不堪重负，养老金支出占GDP 的比重，日本为9.4%，意大利为16.2%，法国为13.9%。2019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占GDP比重虽然只有5.3%，但由于未来的老龄化速度将显著快于上述国家，养老金支出的压力必然加大。

张连起建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打造高质量养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要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还要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

第七次人口普查全面查清了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情况，反映了当前人口变化的趋势性特征，将为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相关战略和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宁吉喆强调，下一步，应当持续关注人口增长变化情况，积极应对人口发展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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